《日本学刊》
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后三十年欧美世界对日本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明治维新以后，国内国际的新格局使日本与外界的交往激增，彼此加强了解的诉求推动了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往。日本政府机构与高校聘请的西方专家、学者与外交使节中的文化官员取代了传教士成为研究日本的主体。对日本的关注与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学术专著不断涌现，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高等院校亦因应研究日本之需在课程讲授与人才培养方面充实调整。针对日本的学术研究主体与学术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欧美“日本学”（Japanology）的形成可谓水到渠成。 在欧美“日本学”的形成过程中，日本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的成立与《日本亚洲学会学刊》（Transactions of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以下略作TASJ）的出版发行是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以日本亚洲学会为中心，逐渐聚拢、培植出一批以专门研究日本为志业的意气相投的学者，出现了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与人才，研究方法日渐成熟，研究队伍相对稳定，并定期发行刊物，“日本学”逐渐成长为一门专业学术型的学科。 一、“日本学”概念的界定 欧美世界对日本的论述与研究大致以日本开国（1854）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7）为转折点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对日本的观感出发，以印象点评为主的“日本散论”阶段，第二阶段是“日本学”（Japanology）阶段，第三阶段是当代“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阶段。日本散论、日本学与当代日本研究的划分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前后继替、一个取代另一个，强调这种区分只是为了凸显不同历史阶段日本论述与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方式与层面。研究主体的差异，研究理念与范式的转变，以及关注重心的扩展是划分上述三个阶段的标志。 以“日本散论”为主的阶段从西方文献中出现有关日本的记录开始，直至日本幕末开国为止。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往可以追溯到足利时代（1336-1573），1543年（天文十二年）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o Mendes Pinto，1510？-1583）因乘坐的船漂流到九州的种子岛而宣称“发现”了日本，以此为起点，西方与日本展开了人员往来与初步的贸易接触。之后渐次出现一些关于日本的著作，著者主要是来自葡萄牙与荷兰的传教士，也偶有一些西方冒险家与旅行者。 “日本学”是指日本开国以后欧美学者以翻译与研读日语经典文献为中心，对日本国家、社会与文化自觉开展的体系化、学术性研究。欧美日本学发轫于19世纪末期的欧洲语文文献学传统（philological tradition），其研究涵括日本语言、历史、文学、宗教、习俗、艺术、音乐和工艺等诸多领域。“日本学”阶段以文献典籍为立论基础和资料来源，侧重于古典人文学领域的研究。 “日本学”研究者以欧洲学者为主体，尤以英国学者的成就最为突出。一方面，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国力日益强盛，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伴随着殖民扩张的进程，英国逐渐成为海上霸主和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并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向北美、非洲和亚洲三个方向进行海外扩张和拓殖活动。另一方面，英国从20世纪初一直到第一次世界战结束都是日本的盟国，出于种种战略的需要而积极实施日语教育，“日本学”随之蓬勃发展起来。 当代“日本研究”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的北美作为亚洲区域研究（Area Studies in Asia）的分支蓬勃发展起来的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化学术领域。当代日本研究尽管也包括古典人文学研究，但其研究触角涉及更广泛的日本社会，尤其凸显对村落、企业以及民众当下生活的调查分析。当代日本研究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手段，在研究的面向与方法的选取上偏重社会学领域，尤其关注日本现实。 在当代“日本研究”阶段，美国超越欧洲成为日本研究的领军者。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美国在经济、军事领域已然上升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作为日本的交战对手和战后唯一真正进驻日本的国家，对日本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展了开全面研究。美国的“日本研究”从继承近代西欧传统文献学式的“日本学”出发，逐渐扩大研究领域、更新研究范式，成长为不同于“日本学”的全新学科或者说日本研究的崭新阶段。 “日本学”与当代“日本研究”是既有联系又有交叉的两个概念。在欧洲习惯上用“日本学”这一术语指称日本历史、文化研究，至今依然如此，有时也称“日本研究”；在北美，这一学术领域一直用“日本研究”来命名。早期欧洲与北美的日本学是连成一体的，更准确地说，正如在许多其他学术领域一样，早期美国日本学被普遍视为内含于欧洲日本学①迟至19世纪后半叶，将美国看作欧洲一部分的观点还很普遍。譬如，1875年6月30日日本亚洲学会年度会议的会议纪要中称“学会不断拓展与欧洲学术团体的关系，已有意大利、奥地利以及美国的学术组织和机构向学会惠寄交流刊物”［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Vol.III（1875），p.14.］，将美国包含进欧洲；又如，《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第十五卷提到“欧洲人，至少英国人和美国人，几乎总是用‘j’来表示日语中的‘dj’这一发音”（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Vol.XV（1887），p.14.），也把美国人视作无差别的欧洲人。。从出现的时间先后与学科本身的内涵与外延来看，先有“日本学”，后有“日本研究”，“日本研究”是“日本学”发展和延伸。 二、日本亚洲学会的创立与发展 日本明治维新解除了锁国禁令，欧美人短时期内大批涌入，地处亚洲东隅的日本在思想、政治与社会诸层面的变化，引起了欧美人士的广泛关注。1872年10月一批侨居日本的欧美外交官、学者、商人和传教士在横滨发起创办日本亚洲学会，掀起研究日本的热潮。日本亚洲学会创办了一份英语刊物《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专门刊载居留日本的欧美人是对日本的观察与研究，也兼及其他亚洲国家与地区，面向日本海内外发行。该刊物是英语世界早期开展大规模日本研究的物化体现。 关于日本亚洲学会的创立缘起，留存下来的文献记录极其有限。在1915年1月27日学会年度会议后的晚宴上，时任理事会成员的克莱·麦克考利（Clay Mac Cauley）作了题为《日本亚洲学会历史回顾》（Historical Retrospect of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的演讲，详细回顾了学会自1872年创立至1915年间的历史；后来这篇演讲稿刊发在《日本广知报》（Japan Advertiser）上，学会创始人之一威廉·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读到该文后，致信麦克考利［1］，对学会创立时的情景进行了补充①。学会成立50周年庆典上，多位会员对学会的价值与意义做出评判，对学会的历史亦稍有涉及。以下以《学刊》刊载的会议纪要、会员名录为依据，参考麦克考利的演讲与格里菲斯的书信，对学会的创立情况与发展历程予以粗线条勾勒。 1872年早些时候，在东京成立了一个文艺与社交联盟（Literary and Social Union），成员为来自美国的教授及其家人，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包含自欧美诸国前来日本的学者、外交官、海军军官和传教士在内的日本亚洲学会。1872年7月29日，日本亚洲学会在横滨的商工会议所（Chamber of Commerce）举行创立集会。后来先后担任学会会长的赫伯恩（James Curtis Hepburn）、布朗（）、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巴夏礼（Harry Parkes）和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都积极参与了学会的筹创工作。 1872年10月30日，日本亚洲学会在横滨举行首次会员大会，有35人出席。会上，会员口头发表研究成果，萨道义宣读了名为《日本地理》（The Geography of Japan）的论文，哈德洛（）、莎利（E.W.Syle）、格里菲斯等都出席了会议。格里菲斯致麦克考利的信中指出，此时及以后一段时期，与会者大都希望更多地了解日本人、日本历史以及日本的自然环境。到1873年底，学会会员发展到114人，除3名通讯会员外，几乎全部居住在横滨与东京两地［2］，114名会员中英国人74名，美国人23名，其余17名来自其他国家，只有森有礼一位日籍会员［3］。学会的组织机构也逐步完善起来，沃森（）任首任会长，莎利（E.W.Syle）为首任通讯秘书。 学会在横滨创立有其必然性。1859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缔结后，横滨得以开港，并由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渔农村庄逐渐成长为日本最大的港口城市。欧美各国外交官纷纷进驻，如穆勒·比克（Müller Beeck）1864年到横滨德国领事馆任参赞。随着横滨码头、海关的建设，还专设外国人居住区，许多侨居中国上海等地的欧美商人纷纷移居这一新的开港地。身处异域的外国人集中居住在港口城市并被限定在特定范围内居住（日本公、私雇员不受此限），他们创办学会既有排遣孤独寂寞的需求，也有借交流加深对日本了解的意图。 麦克考利指出，学会经历了一个双重成长过程——既有物质方面的成长，又有精神方面的成熟［4］。学会成立后的最初三年一直在横滨发展。1872年学会甫一成立，就引起东京公使馆实习译员（student interpreter）、使节团成员及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外国教师的兴趣。随着东京作为日本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加之取消了外国人在划定的居留地内活动的限制，居住在东京的外国人数目渐次超过横滨，激增的东京会员希望学会就近设在身边，以期更方便地参与其中。1875日本亚洲学会将活动中心及组织机构迁至东京。此后一段时期内，学会在东京、横滨两地轮流集会。1876年学会常设机构中的书记员、理事会成员两地各占一半。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东京、横滨仍各保留一名书记员，但理事会成员两地均分的情况不复存在，学会逐渐成为一个在东京定点活动的机构，只是像访客一样偶尔到横滨召开会员大会。 之后学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些起伏和波折，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1881年学会搬离驻在六年的帝国大学，迁到外国人聚居区筑地，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在商工会议所集会。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将设在筑地汤岛圣堂（the Episcopal Mission’ s Theological Hall）的图书馆作为其长期居留地。此后学会成为一个浪游者，被迫多次搬迁：先是搬迁到虎之门（虎ノ門），图书资料被迫放置在英国公使馆内；后来再次搬回到筑地的汤岛圣堂图书馆；1890—1904年在筑地17号定点常驻十四年；不久学会跌入“失望的谷底”（Valley of Despond，麦克考利语），再次无家可归，其活动也近乎停滞；1907年学会在卫理公会教派出版社（the Methodist Book Publishing House）找到一处寓所；1912年学会在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安置新家。1913年6月开始，会员大会的会期、地点都固定下来，《学刊》也出于经济的考虑，相应进行了大幅度改革。 三、学会会员情况 1874年6月学会第二个年度会议上，与会者详细讨论并通过了一个《规则》草案（Rule Draft），稍后经过修改成为学会的《章程》（Institutions）与《规章制度》（By-Laws）①日本亚洲学会1874年7月制定了《规则》（Rules），并刊载在《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第二卷卷首；在1874年5月13日会员大会的会议记录中，却用了“章程（Constitution）”一词（TASJ，Vol.2，1874，p.195）；1891年6月《规则》经修改变身为《章程》与《规章制度》，《学刊》亦予以刊载。1893年10月、1895年11月、1897年3月、1901年3月、1903年12月、1908年10月、1913年12月、1914年12月对《章程》进行了几次修订。；同时学会出版了两卷《学刊》。《学刊》逐年刊载的会员名录充分说明会员数呈快速上升态势。会议纪要显示，会员积极参加学会会议并参与讨论，对会上宣读的论文亦表现出浓厚兴趣。 日本亚洲学会《规则》规定，学会由荣誉会员、普通会员与通讯会员组成。从《学刊》刊载的会员名录得知，1873年、1874注明有三名通讯会员，到1875年时取消了“通讯会员”的称谓，以后未再使用过。这三位硕果仅存的通讯会员是居住在神户的贝里（J.Berry）博士、英国驻神户领事恩斯利（）及居住在北京的艾约瑟（Joseph Edkins）牧师。1891年6月修订的《章程》第四条规定，学会由荣誉会员与普通会员组成。但从1893年起，《学刊》在刊载会员名录时，出现了荣誉会员、终身会员和普通会员三种类别，当年度的终身会员有23人，海军少将沙德威尔（Charles Shadwell）、海军上校亚瑟为学会首批荣誉会员。1913年12月再行修订的《章程》中有去掉了“普通”二字，只区分为荣誉会员和会员，但会员名录中仍沿用前述三分法。 《学会》章程规定，学会会员全部由理事会选举产生。欲入会者先在理事会会议上获得提名，然后下一次理事会会议进行投票表决。五票中有一票反对，则拒绝接纳；当选的会员在接下来的会员大会上获得宣布。1901年3月专门就《章程》中这一条款作出修订，规定若理事会认可，可以在同一次会议上提名并投票表决，吸纳会员的程序更趋紧凑，方便新进会员及早参加学会活动。1903年12月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候选人名单需至少提前两周周知理事会成员”的限制条件，说明手续趋简并不意味着门槛降低，对会员的准入标准还是控制得相当严格。 1902年12月16日的年度会议上，贝尔茨倡议吸纳女性会员，他指出：“考虑到学会在《章程》中并没有这方面的限制，若在本次会议上无人提出异议，理事会今后将优先考虑女性提出的入会要求。”［5］同一次大会上，图书馆管理员也在报告中呼吁吸纳女性会员［6］。 下面以简表的形式统计学会不同时期各类会员的构成状况： 表1中的数字并不包含科研机构、公共图书馆等订户（学会把它们也看作会员），因而个别地方与理事会报告中提供的数字有出入。如1917年理事会报告中称会员总数为463，其实是把非自然人的《学刊》订户也统计在内，其中16个为三十年订户，7个为年度订户；同样，1922年理事会所作报告中也把24个三十年订户与12个年度订户统计在内，所以报告中的总数为454。 我们无从得知1872年学会创立时会员的具体数字。1873年10月，学会运作一年后召开第一届年会，理事会报告提到成员增加59名，达到70人，如此发起者为11人；而根据1873年的会员名录统计有114人，则发起者当为55人［7］。已有的研究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所以依据现有资料无法确定具体数字。 1893年、1897年两次修改《章程》第六条，就普通会员转为终身会员的程序作了详细规定，区分在日本居住的会员与不在日本居住的会员两种情况，条件也有所差别。1908年的《章程》修正案中又就普通会员转为终身会员的条件做出调整，规定无论是否居住在日本，成为终身会员的标准统一①计有三种途径：其一，经选举成为会员，同时缴纳入会费，另加60日元；其二，成为会员后25年内的任何时候，缴纳60日元，已缴纳的年费按每年2.5日元扣除；其三，期满25年，向财务员提出申请，无需额外缴纳费用。。 表1 日本亚洲学会会员构成统计表资料来源：根据《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各卷刊载的会员名录或理事会年度报告中的会员构成情况汇总而成。年份 荣誉会员 终身会员 普通会员 共计1873 2 109 114 1874 9 174 186 1875 9 177 186 1876 9 175 183 1877 8 199 207 1878 10 193 203 1879 10 185 195 1880 13 162 193 1881 13 155 168 1882 13 154 167 1887 12 155 167 1892 13 43 144 200 1897 12 109 97 218 1901 8 118 111 237 1907 5 139 183 327 1912 5 154 241 400 1917 6 152 282 440 1922 7 257 154 418 在1919年与1922年的理事会年度报告中，曾分别统计过1912—1916、1916—1921年度的财务状况，我们不妨援引其中一部分，借以考量学会会员数与《学刊》的订户情况（见表2）。 从表得知，对学会会员数量的增加而言，1921年是非常规的一年。我们发现，这一年普通会员、终身会员的增长数目超过了一百，无论会员缴纳的年费还是《学刊》销售收入都翻了一番还多。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的出现纯属个例，1922年理事会年度工作报告较好地解释了这一点。报告提到，理事会在1921年9月实施了一项计划，他们向英语世界的主要图书馆发函，邀约他们成为《学刊》的年度订户，或者成为条件更为优惠的三十年订户。此举反响良好，经过他们审慎挑选，确定了美国117家，英国（大不列颠与爱尔兰）46家，英国本土以外的英联邦42家作为年度订户［8］，促成了上表中该年度的数字激增。 四、学会的组织运作 日本亚洲学会定期举行各种会议，计有理事会会议、会员大会和年度会议三种形式。借助会议这个平台，学会得以顺畅、高效地运转。 表2 1912--1921年度学会会员年费与《学刊》销售收入（单位：日元）资料来源：1919年与1922年理事会年度报告［“Report of Council”，inTASJ，（1919），p.200；Vol.L（1922），p.5.］。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会员年费 1550.0 2224.0 1752.5 1525.0 1510.5 1911.0 1490.0 2106.0 1494.5 3996.5学刊销售 774.15 651.54 649.64 247.00 494.87 323.75 603.44 744.18 653.75 1234.25 （一）理事会 日本亚洲学会《章程》规定，学会事务交由理事会处理。理事会一般每月集会一次办理公务。为引导学会事务顺畅进展，理事会有权制定和修订《规章制度》，作为自身与学会的行动指导，前提是不得与学会《章程》相抵触。 学会最初规定理事会由当年度选出的行政人员组成，1876年又增加十名普通会员，他们均由参加年度会议的全体会员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一年。理事会从行政人员中挑选出五位组成执行委员会，负责学会日常工作。理事会至少每月举行一次会议，自行确定开会时间。理事会除了处理常规工作外，肩负两项重要职责：其一，选举产生学会会员，在两次年会之间理事会亦有权补足理事会本身的人员空缺。其二，负责论文的审核与筛选。所有来稿均需经理事会决定是否在会员大会上宣读；已经宣读的文章需要经过二度遴选方可在《学刊》上发表。这一制度可以确保刊发的论文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能受到读者欢迎。比如《学刊》第十六卷提到，理事会曾收到一篇《论汉语与安南语》的文章，因其与日本主题不是特别相关，所以理事会决定在会员大会上仅宣读提纲［9］，并且后来《学刊》亦未刊发该文。 学会《章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 理事会接受的论文，其所有权归学会，未经理事会许可不得在任何其他地方发表。 在学会会员大会上宣读论文，并不必然意味着随后即行出版；理事会一经决定对接受宣读的论文不予出版，应将论文交还作者，并对论文的后续使用不作任何限制。 学会的《规章制度》中专门提到：“出版委员会应妥善保管作者手稿与印刷校样，防止出现有违学会意图的移作他用”，这可看作较早注意到保护知识产权的表现。 （二）会员大会 在学会的一个工作年度内，一般每月举行一次会员大会，除去假期及《学刊》编辑出版所需周期，大致每年举行八次左右，但也有差别很大的年份，如1897年、1901年仅举行过两次。会议的日期与具体时间由理事会确定，地点则在东京与横滨之间选择。每次会议召开前都由通讯秘书以信件方式通知居住在东京与横滨两地的所有会员。 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组织委员会负责会议日程。宣读文章并就文章内容展开讨论是会员大会的主要活动。一般由作者本人宣读，如果作者因故不能与会，大会主席通常委托一位理事会成员代为宣读。一般每次会员大会只读一篇文章；特别长而又非常重要的文章要分别在几次大会上宣读，也有只读文章部分内容或概要的情况；若凑巧有几篇短文章，则在一次大会上集中宣读。所有出席会议的人，无论会员还是来宾①会员大会也允许来宾（包括新闻媒体的代表）列席，但需事先获得会员同意，但未受会议主持人邀请来宾不得作会议发言，他们也无权投票或参与学会公务。，都可以向作者提问，当时无法回答或不能简单解释的，作者也可以选择再次撰文解答或释疑。 （三）年度会议 学会每年举行一次年度会议，开始定在每年7月份，1891年6月修订的《章程》改为6月，1893年改为11月，1895年改至12月，1913年确定每年1月举行。年度会议的议程除包含会员大会的全部内容以外，还涉及三个方面：一、理事会作年度报告，汇报前一年度的工作；二、财务员呈递一份反映学会财务状况的年度总决算表，交由会长任命的两位会员进行审核（后来年修订的章程中专门规定，负责审核的会员为非理事会成员）；三、选举产生学会下一年度的行政人员与新一届理事会。 五、学会图书馆 学会在创立之初曾提出要设立一座图书馆与一座博物馆，有不少个人与机构向学会图书馆捐赠图书，学会还积极开展与其他学术团体交流各自出版的刊物，它们与学会自行购置的图书共同构成学会图书馆的藏书。图书馆为学会各种会议提供场所，同时也是《学刊》的库存场所。图书馆员得到授权为学会购置图书，并负责与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交流学术出版物。 《学刊》第一辑两次刊载过学会图书馆的馆藏书目，一次是在1878年出版的第六卷，另一次是在1919年出版的第四十七卷。1878年学会尚处于初创阶段，馆藏书籍也十分有限，第六卷所列书目没有进行详细分类，只是区分了一般书刊与未装订的期刊两种形式，前者有139种，后者有28种。 按照书目判断，未装订的期刊基本上属于学会与其他学术机构交流所得，其中包括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的一些学术组织提供的定期出版物；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及其在亚洲的分会占了很大比重，计有4种，占总量的七分之一；来自中国的有《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与《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一般书刊是庞杂的一群，涉及的对象有中国、印度、远东、太平洋、琉球、朝鲜、巴勒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波斯和葡萄牙等；当然更多的还是关于日本的，涉及的主题有佛教、基督教、游记、历史、日语、日本教育、水文分析等。 第四十七卷所列书目数量繁多，计有西文书刊598种，日文书刊57种，并且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类，统计见附表。从附表可以看出，学会图书馆藏书中关于日本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语言、文学方面的书籍占相当大的比重；《学刊》刊载的文章也凸显出有关这几个主题的论文数量较多且质量上乘。它们共同印证了学会会员在这些领域兴趣颇深、用功甚勤的事实。 当然，也不能过分夸大图书馆及其藏书所起的作用，至少有些年份图书馆被利用得很不充分。1904年年度会议上图书馆员兼会长劳埃德（Arthur Lloyd）在报告中提到：“图书馆被利用得非常有限，很少有书被借阅，在过去的一年里不足十人到过图书馆——事实上还要远比这个数字少［10］。”他向理事会建议：“考虑到学会的相当一部分支出投向了图书馆，自然我们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要么使图书馆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要么给学会去除这样一个相当无益的负担［11］。”以后学会采取了延长开馆时间、馆员随叫随到等措施，会员可以更加方便地利用图书馆。在1922年的年度会议上，图书馆员在报告中再次吁请图书馆藏书得到有效利用：“在我们的工作中，最有把握能使我们的会员感兴趣的方式之一，是细心而持续不断地钻研学问宝藏，而这些宝藏刚好在我们的图书馆就能挖掘得到［12］。” 设身处地为会员着想、竭尽全力方便读者是学会图书馆一贯的作风；购置何种图书要经理事会讨论决定；学会会员广阔的学术活动空间与恢宏的学术视野保证了图书馆馆藏的质量；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又为会员的研究提供了资源；会员与图书馆互为依托、相辅相成，一起推进了日本学的发展。 六、《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刊行 《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大致以每年一卷的规模出版，至1922年共出版五十卷。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接着东京遭遇特大火灾，已印制完成的第五十一卷《学刊》悉数化为灰烬。迟至1924年推出新刊印的《学刊》清楚地标明“第二辑第一卷（SeriesII，VolumeI）”，这样一来，前五十卷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辑。第二辑持续发行至1940年，凡十九卷，因战事原因学会与《学刊》的工作一度被迫中止。1947年学会恢复运转，1948年起推出《学刊》第三辑，至1985年出满二十卷而止。1986年《学刊》开始出版第四辑，现在仍在继续。 《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撰著者由于学术背景、身份、职业和经历各不相同，他们关注日本的面向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他们都对日本的传统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对日本之所以成其为日本的独特之处进行了持久深入的探讨。与日本开国之初先进的日本人汲汲于吸收西方新鲜的科技和制度不同，西方赴日本的学者更多地关注具有日本特征与日本风味的事物。他们从译介《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日本经典性基础文本入手，涉及全面广阔的领域、以百科全书式理路开展研究、注重以科学性为研究的生命线，研究中勉力做好学术性与趣味性的结合，当然其研究无论在方法还是结论方面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整体而言，《日本亚洲学会学刊》所主导的日本研究不仅十分严肃，而且是全方位的，它对日本研究中的常规问题和热点问题，从自然风物、动植物、历史、哲学、宗教、习俗、文学、艺术到经济、工业、工艺、人种学、人类学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论述。借助日本研究这一对象，早期欧日美本研究者不仅突破了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各种界限，而且打通了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 围绕在《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周边的日本研究者以整体素质较高、学术态度严谨、治学勤奋扎实为特征。纵览学会最初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几乎所有一流的专事日本研究的旅日欧美学者都投身于学会与《学刊》的工作。在《学刊》较为固定的撰著者中，有许多是受日本政府、高校与各级学术机构延请，作为顾问、教师或研究人员而居留日本的，他们在赴日本之前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加上对日本的亲身体验和观察，并且与学会内外进行较为全面的学术交流，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将日本本土的学问与西方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将自己长期身在日本的文化体验与扎实的学术研究相结合，持久地专注于研究对象，将自己的研究与各自母国的日本研究联系起来，为后者提供资料来源和人员补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亚洲学会成为欧美世界早期“日本学”的主体。 七、与其他学术团体的互动 日本亚洲学会自创立起就与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整合各种资源，极大地便利了学术研究与刊物出版工作。出现在《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各期的彩页插图背面均盖有皇家学会的红色标识。这至少说明，日本亚洲学会在创办之初即已与英国皇家学会存在技术层面的合作，并一直延续。 学会还派代表参加其他学术团体的学术会议，也邀请其他学会、团体成员参加其会员大会。1877年2月28日的会员大会上，通讯秘书宣读了一封来自德国亚洲学会的信，信中说德国亚洲学会专门修改章程，以方便他们与日本亚洲学会的会员参加对方的会员大会；此前日本亚洲学会已向对方发出过邀请。1899年劳埃德在日本亚洲学会举行讲座，内容是刊发在《德国东亚自然与人类学会报告》第三卷第二部分上的一篇文章［13］；1904年9月麦克考利代表学会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第八届国际地理学大会（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14］，日本亚洲学会与其他学术团体的交流日趋活跃。 日本亚洲学会还积极参加世界范围内的东方学研究活动。1892年9月，第九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在伦敦召开，因公离开日本回到英国的张伯伦受学会委托，与迪金斯（）代表学会参加了大会［15］。1902年12月，国际东方学大会在越南河内召开，时任会长的贝尔茨（E.Baelz）被推选为代表前往参加［16］。贝尔茨指出，外国代表团与代表希望通过参加东方学家大会，从杰出的东方学家那里亲耳听到有价值的信息，也渴盼与他们交往，以确保年轻一代以及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特别研究的人们获取新观念，并得到及时的建议［17］。 在此需要特别提及日本亚洲学会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的关系。格里菲斯在致麦克考利的信中称，1872年底英国海军少将沙德威尔率船来到横滨，英国人莎利乘机发起成立了日本亚洲学会，并且无视此前诸位学者酝酿的计划，自作主张让该组织成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一个分支。美国著名东方学家亨利·沃德（Henry Hayes Ward）对此举感到震惊，并提出公开批评［18］。 1906年《学刊》第三十四卷第二部分曾专门刊载过“皇家亚洲学会成员名录”。有中国学者指出，日本亚洲学会于1912年加盟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但并没有提供论断来源。据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图书馆主办的“学术团体课题”（Scholarly Societies Project）介绍，日本亚洲学会“尽管模仿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但该学会从未成为皇家亚洲学会的一个分支。起初日本亚洲学会是皇家亚洲学会的一个会员单位，后来成为有协作关系的同事团体［21］。 滑铁卢大学“学术团体课题”的这一判断与定位是准确的。显然，莎利的主张当时就已遭到反对，可能不久即得到纠正。1873年日本亚洲学会理事会第一个年度报告中提到学会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互换刊物的情况［22］，并没有言及二者存在隶属关系。自1937年起，《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在封面注明该学会附属于皇家亚洲学会（Affiliated with the Royal AsiaticSociety），此后仍一如既往地使用原来的名称，而不是像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在东方其他地方的一些分支那样改称“分会”（Branch）。 《学刊》在封面标明日本亚洲学会附属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之举不应单纯被视作其组织结构方面的变化。因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是近代欧美世界规模最宏伟、影响最深远的东方学团体之一，日本亚洲学会通过加入皇家亚洲学会，进一步将自身纳入到世界学术格局中，并大大提升了自身在国际东方学界的地位。此后学会不仅在整个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框架内继续保持在日本研究方面的领军者地位，事实上亦成为日本本土与欧美国家的日本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上述学会会员在世界范围内参加东方学会议的情况就是证据之一，下文将要论及的学会与世界各地的学术团体互换定期出版物的情况是另一个证据。 结语 日本亚洲学会是最早完全专注于日本研究的学术团体，并且持续至今。日本亚洲学会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广阔的外部世界能够接近更加真实的日本，将日本的历史、语言、文化、地学、风俗、文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成功地远播海外；它搭建了一个平台，日本研究者可以借之交流学术成果、展开学术讨论，日本得以与外部全方位、多向度地展开文化交流；它还以其独特的立场与趣味深深地介入并影响了相当一部分日本研究者的心态与治学方法，也影响了日本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部分影响甚至至今不竭。 日本亚洲学会旗下的研究者，在近代西方学术分科观念影响下，其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更趋科学严谨；他们在日本侨居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对于各自国家的日本学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将日本本土的学问与西方的研究方法结合了起来，深化、细化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开辟了一些崭新的研究领域，日本研究被带向规范化和制度化，个体行为的传统研究，逐渐转变成职业化的近代学术研究，作为学科的“日本学”可谓与日本亚洲学会相伴而生，并随着学会的壮大而不断得到发展。 附表 日本亚洲学会图书馆馆藏统计表（1919）西文 接上页 资料来源：《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第四十七卷刊载的《图书馆馆藏书目》（“Catalogue of the Library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1919）”，in TASJ，（1919），pp.1-57.）。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