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域外各国研究《诗经》最发达的国度。日本的诗经研究蔚为大观。它的历史较中国以外的其他许多国家更为长久，大体与韩国的诗经研究同样悠久。不过，由于日本从事诗经研究的人员更多一些，而且名家辈出，因而其成果也更加丰硕。在当今的日本，既有研究诗经的学术团体实存，又有专门的诗经刊物出版，还有正式的诗经研究类课程在大学的课堂里讲授。由于日本对《诗经》的研究已经俨然学术化，而且已经步入了正规的学术研究的路径，因而笔者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日本的诗经研究从学术层级上晋升一格，正式地称之为日本诗经学。

既要研究日本诗经学，就必须做三项研究工作。第一项研究工作是考源，侧重考查《诗经》这一典籍在日本的传播。第二项研究工作是镜流，侧重梳理诗经研究在日本的变迁。第三项研究工作是观澜，侧重考查诗经研究与其他研究的联系。

一、往古代日本诗经学考源

既要考源，就得回答一个问题：《诗经》最早于何时传到日本？

这是一个有趣而难于回答的问题,因而这也是本研究的重点所在。迄今为止,我们只能说《诗经》传入日本的时间很早。不过,笔者有一个推断,认为《诗经》传播到日本的最早时间在魏末晋初。理由如下:

《诗经》是十三经之一，这就意味着《诗经》是中国古代社会安邦治国的纲领性文件之一。从理论上说，日本和中国的交往始于何时，则《诗经》为日本人民之了解也就始于其时。这是因为日本人学习中国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更好地治理他们的社会，发展他们的文化，建设他们的国家。不过远古的事情，难于有文献的确证。正如基督教之最早传来中国，确考其时实为不易。明朝洪武年间有人在江西庐陵掘得大铁十字架一枚，上铸三国孙武的年号赤乌（238—250），铁十字架上还有一副对联：“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霭千秋。”[1]然而，史学界讲究孤证不能成立，人们至今未将基督教来华定在三国孙武的赤乌年间。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目前学术界趋向于认为，欧洲、中亚、北非和印度与中国的最初交往是经由海路进行的。有学者认为，道教首先发源于东部沿海地区。这是因为道教中的众多神明统统可以归结为三大体系，即华夏系、东夷系和苗蛮系。王家祐《道教简说》：“华夏主系的黄帝（氐羌—汉族）、禹、后稷；东夷的少昊、东皇太一；苗蛮的伏羲、女娲、槃瓠；这三大集团的代表成了大神。正如法家、兵家、农家出于中原（氐、狄、姬，与羌、夏、姜）；儒家墨家由西迁于东土，名家出于东疆；老子、庄子《山海经》、《穆天子传》出于西南。就连（西与北）玄武、青龙、白虎（麒麟）、朱雀（凤）等图腾物像也具有民族与地区的传统。”[2]211在王家祐看来，东夷系的诸神与西亚有联系，这种联系经由海路而产生。华夏主系的诸神也与西亚有联系，这种联系经由陆路而产生。华夏系诸神先在中原扎根，继而又迁往今山东一带。至于西南，本来就与西亚有着诸多的联系。这种联系，既经由海路又经由陆路而产生。简言之，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以上是中国神话的统绪，它曲折地反映了历史。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是，公元238年倭王曾派遣使臣到达魏都洛阳，以建立两国的邦交关系。在后来的岁月里，许多中国人经由朝鲜半岛移居日本列岛。再后来，朝鲜百济王朝曾多次派遣学者到日本讲经。五世纪中叶，据《宋书·蛮夷传》记载，倭王武曾向刘宋皇帝进表。表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它有多种用途。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倭王武向刘宋皇帝所进之表具有正式的国书的性质。这位倭王武就是日本的第二十一代天皇雄略（457—479）。《宋书》卷九七《蛮夷传·倭国》[3]1595:

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遥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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