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留日学生，数量是很多的，他们归国之后，在中国的政；治界、教育界、学术界都非常活跃。他们中的大多数对祖国的民主革命、教育事业，学术研究以及中日的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邹容、陈天华、鲁迅、李大钊、郭沫若等，则是其中的佼发者。自然也有一些人渝为背叛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如章宗祥、周佛海等，那只是极少数。．(二)翻译日文书籍。·由于大批青年学生留学日本，又进一步推动了日文书籍的翻译，大量地介绍了日本近代思想及文化著作。维新派人士则是这项活动的积极鼓吹者之一。康有为在《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中提出：“不费国帑而日本群书可二三年而毕译于中国，吾人士各因其性之所近而研究之，以成通才，何可量数。故臣之请译日本书便也”。梁启超则大声疾呼；’．邯争书真今日之急图哉I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虽欲变之，孰从而变之?无已，则举一同之才智，而尽出于此一途也。故乃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序例》)开始人们最注意的是明治维新和有关维新问题的日本人著作。这类的译书在二十世纪初约有十八、九种之多，其中有《日本维新三十年史》(博文馆编，罗普译，广智书局1902年版)，《日本维新政治汇编》(刘庆汾译，1902年版)，《日本维新人物志》(，4卷，冈木监辅编，金港堂1903年版)，《明治维新四十年政党史》(太阳杂志社编，胡源汇、张恩绶译，保定官书局1907年版)。可见在二十世纪初的日文著作的中译本中，一度出现过“维新热”。．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的统计资料，1896—1911时期，日文著作的中译本共约958种，细目如下；总类8、哲学32、宗教6＼政法土94，军事45、经济44、社会7、教育76、史地238、语文133、艺术3、科学249、技术243、合计958(参见陈应年：《近代日本思想家著作在清末中国的介绍和传播》)从这个统计中可见日本书籍的中译本，以科学技术的数量最多，占第一位；其次是政法史地层第二；第三则是语文、教育类。从译书的门类来看，它涉及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这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和留日学生欲救祖国于危亡而勤奋向日本学习的爱国倾向，正如郭沫若在《中日文化的交流》一文中所说的：“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留日学生的翻译团体，主要有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普通百科全书、湖南编译社、闽学会等。仅就教育方面的著作来说，这几个翻译团体出版了下列的一些译书；教育沦(英·斯宾塞尔著)，教育论(法·卢骚著)、教育论(美，真口安诺著)、东西洋教98育史(日，中野礼四郎著)、女子教育沦、学校建筑模范图、教育学(日·熊谷五郎著)、教育学新书(日·富山房著)、教育学问答(日·富山房著)、教授学问答(日·富山房著)、学校管理法问答(日·富山房著)、欧洲教育史要(日·谷本富著)。其中一些欧美的教育著作是由日文重译的。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译书，如：《德国学校制度》(日·加藤驹二)，《心理教育学》(日·高岛平三郎)，《读书法》(日，泽柳政太郎)，《日本学校章程汇编》等。通过这些日文的中译书，把欧美和日本有关教育方面的新理论、新思想介绍到近代中国来，这对于当时中国的教育界和知识分子，无疑是起了启蒙的作用的。它对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也同样的达到了促进和借鉴的目的。·教科书译辑社的任务则是“编译东西教科新书，备各省学堂采用”。其重点是专译中学教科书为国内新办的学校提供教材。教科书译辑社最早的出版计划，包括有下列书籍：伦理学、东洋史、中国地理、中(中等?)地文学(矢津昌永著)、初等几何学教科书(长泽龟之助著)、平面三角学(菊池大麓著)、中等化学教科书、中等植物学(三好学著)、新式矿物学(胁水铁五郎著)、体操教范、法制教科书、中等管理教授法、中国历史、西洋史、中等万国地理(矢津昌永著)、算术小教科书(藤泽利喜太郎著)、代数学(上野清著)、中等物理教科书(水岛久太郎)、普通生理教科书(片山正义著)、中等动物学(石川千代松著)、图画术、国民新读本(英文)、经济教科书。(参见亡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木史》)郭沫若在回顾他青少年时代在四川读中学时的情景，说道：“中国为了向日本学习，在派遣留学生去日本的同时，又从日本招聘了很多教师到中国来。我们当时又翻译了大量的日本中学用的教科书。我个人末日本以前，在中国的中学所学的几何学，就是菊池大麓先生所编纂的”。(《中日文化的交流》)这些教科书的翻译、出版和传入中国，它对于“西学”、“新学”的输入近代学校，教学内容的改革和页新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它又是中日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三)官员的教育考察。为了解日木的教育状况，清末政府也曾派出一些官员到日本考察教育。姚饧光曾奉张之洞的命令赴日考察，1898年他写了《东瀛学校举概》一书。这本书就是一部教育考察报告。内容分普通学校、陆军学校、专门学校、特殊学校等章节。分门别类介绍日本学校。该书在1999及1900年再版，可见颇受欢迎。安徽省也曾派按察使李宗棠专程考察日本教育。归国后，他除撰写《考察学务日记》外，又出版《考察日本学校记》16册。1902年，吴汝纶赴日本视察教育，前后居留了三个月。他一方面考察各种文化设施，一方面参加文部省主办的有关学制的讲座，并且访问日本朝野知名人士。他在他的《东游丛录》一书中曾留下了详细的记载。下面摘引有关日本人士谈话的片段：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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