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1日,上海光复。11月4日,杭州光复,随后浙江各地也先后顺利地光复。11月5日,苏州光复。12月2日,南京也光复。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辛亥革命的成功,是无数革命志士长期前仆后继、浴血奋斗的结果。这些革命志士中,众多的留日学生作用重大,功绩卓著。在这些留日学生中,来自浙江的留日学生又一枝独树,特别引人注目,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十分密切,为辛亥革命的贡献特别突出。可以这样说,一部江浙辛亥革命史即为一部浙江留日学生的活动史。因此,有必要对浙江学生留学的情况作一了解。

随着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失败,随着义和团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和被镇压,古老的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重建独立富强的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浩大的留学海外运动在中国广泛和持久地掀起,其中以留学日本为主。浙江早期留日运动始于1897年,止于1911年,前后长达14年。对这14年的留日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浙江是最早派遣留学生去日本的省份

1897年冬,杭州蚕学馆(浙江理工大学前身)选派了湖州德清人稽侃和杭州钱塘人汪有龄赴日本东京琦玉县儿玉町竞进社专攻蚕学,“每月由学馆供给伙食束脩外各给月费洋十元”。[1]这是目前为止所知的由浙江官方派往日本最早的留学生,同时也是全国最早的。过去,在谁是最早派留日学生方面多有误解。杭州蚕学馆之举应该被视为是中国官派学生去日本之滥觞,章宗祥也曾说过:“日本留学生当戊戌年,余等由南洋派往时,同行者四十余人,其时先到者惟浙省派来数人及使署学生四、五人,合计五十余人而已。”[2]1898年夏,汪有龄奉浙江巡抚廖寿丰之命改派去东京学习法律。稽侃和汪有龄于1901年夏卒业回国。

继杭州蚕学馆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后,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也紧跟其后,于1898年4月选派学生何燏时、钱承志、陈幌、陆世芬赴日留学,分别学习冶金、法律、兵工、商业。日本有关方面为了给中国学生补习语言文字及各种学科,于1898年6月开办了日华学堂,招收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就是他们4人以及转入该学堂学习的汪有龄。之后,日华学堂招收的几批中国留学生也都是来自浙江的学生。

以上所述的几个官派的浙江留日学生仅是那几年中有记载的、影响较大的部分。其实还有不少未记载的浙江官费派遣的留日学生,如吴振麟1898年10月入日华学堂学习,就未见正式记载。还有许多则是由南洋官费、北洋官费、使馆官费派往日本留学的,难以统计,但是为数不少,如章宗祥、富士英于1898年1月、高淑琦于1899年3月以南洋官费和北洋官费进入日华学堂。

二、浙江是最早向日本派遣陆军生的省份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学习新式军事知识,振兴军事力量,一直是朝野的追求。浙江留学生认为,“陆军为中国急则治标之第一要着,而督抚恒置之不甚厝意,此事之最可駴怪者也……中国凡百庶政青黄不接时,犹可借材异国,聘订客卿,独军事则非同种同族人不可使之为将弁。传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已。”[3]浙江留日学生还提出提高留日学习军事程度的建议,希望浙江省这方面能在全国开个头。

其实,浙江是全国最早向日本派遣陆军生的省份。1898年,浙江派遣了武备学堂的学生萧星恒、徐方谦、段兰芬3人(这3人是湖南、湖北人)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他们3人去日本时与求是书院的何燏时等同行。近代中国向日本学习军事的大幕由此拉开。萧星恒、徐方谦、段兰芬于1902年卒业后回浙江当营官。

同年11月,浙江又有官费生吴锡永、陈其采、舒厚德、许葆英等去日本习武备。日本陆军省委托成城学院对他们进行预备教育(该校于其时成立了留学生部),然后分别进近卫步兵第四联队和近卫野战炮兵联队任实习士官。另据1907年(日本明治四十年)的《振武学校一览沿革》称,1898年浙江还另选派了4名学生进该校学习陆军。

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于1901年东渡日本,进成城学校,再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1905年从步兵科毕业时,蒋百里排名该校第一。根据规定,日本士官学生毕业时如果名列榜首,是要受日本天皇召见和赐刀的。自蒋百里毕业以后,日本政府便决定某些课程不允许中国学生攻读,以避免此类情况的再发生。

至于自费留学学习军事的更是数不胜数。许多人浙江留日学生尚在国内已具有革命思想,留日学军事只是试图掌握革命手段,陈其美到了日本东京后,先入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后来因为参加革命,“感到实行革命需要军事知识,便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学”,[4]目的是打入新军,进入军界,进而夺取政权。蒋介石东渡日本“志在学习陆军”,但日方需要由本国陆军部保送才改入清华学校,他是1906年在保定军官学堂力争到考试资格才考上去日本学习陆军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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