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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日本民族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来源:日本学刊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1-05

简述日本民族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靳薇本文简要介绍了口本民族学研究的发展概况,并分析了它的特点和不足之处。作者是我院民族系民族学理论专业1982级研究生。日本的民族学研究可以上溯到德川幕府(1630—1868)时期,但它真正作为一门学问在学术界确立地位,则是昭和(1927)以后的事。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民族学在殖民政策的刺激和外来学说的影响下,逐渐形成自己的恃点。在日文中,“民族学。一词的含义是:研究诸民族文化的学问。它作为人类学的一部分,根据民族的文化,人种进行分类,研究民族现在、过去的分布状态,民族的移动,混杂及文化的传播等。日本的民族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明治大正期(1883—1924)这是日本民族学的萌芽时期。日本民族学是在人类学中萌芽,在民俗学中发育,而后逐渐成长为独立科学的。早在日本古代史籍中,就有关于其周边民族的记载。德川时期,有关于虾夷人的记载,北西伯利亚民族志的知识也被介绍到日本。但这些仅是对原始民族的简单记录,还没有纳人民族学的轨道。殖民统治的需要,是日本民族学产生的重要原因。天保3年(1833),日本民族学之父——坪井正五郎开始在东京大学讲授人类学,次年,组织人类学会。明治”年(1886),创办《人类学会杂志,。这是日本民族学萌芽的先声。此时的人类学研究,仅以日本民族为对象,包括牛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方面。1894年甲午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后,朝鲜、台湾、库页岛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还准备进一步向中国东北和东南亚扩张。为了对异民族进行统治,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转向国外。外来学说的影响,也促进了日本民族学的产生。明治以来,先是进化论学说被介绍到日本,其后社会主义学说和民主主义学说也相继传人。大正14年(1925),柳田国男等人主持创办了《民族,杂志。在创刊号上,冈正雄翻译了英国人类学家理佛斯(Rivers)的《民族学的目的》。文中将ethnology译成“民族学”,这个名称在日文中是第一次出现。一般即以此作为日本民族学产生的标志。此外,《乡土研究,(1913)和《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1925)等书刊,以及早稻田大学开设的日英美人类学讲座(1918),也都对早期日本民族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直接为殖民政策服务,是这个时期日本民族学的特征。其重点研究对象,是台湾。虾夷人。(二)二次大战以前(1926—1945)昭和初年,是日本民族学的奠基时期。英国的“文化圈学说”,由冈正雄等介绍到.B本,对民族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昭和9年(1934)创立了以白鸟库吉为理事长的日本民族学会(后来演变为日本民族学协会)。次年,该会创办《民族学研究,季刊,从此确立了民族学研究在日本学术界的地位。这个时期日本民族学界的另一件大事,是文化博物馆开始活动。大正10年(1921),涉泽教三、铃木京西等人开始筹建文化博物馆。到昭和初年,博物馆正式开展活动。初期以乡土玩具的收集研究为主,后转向民间用具的收集研究。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势力逐步扩展,大陆的南方被视为“日本帝国的生命线。。许多民族学者和历史学者,由研究北亚转向东南亚、大·.?7.洋洲等地。官方也相继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中国东北、台湾、蒙古的机构,如东亚研究所(1928)、民族研究所(1941)等,并大量编译出版了有关书籍,为日本当局的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服务。这个时期民族学研究的主要地域是朝鲜、台湾、库页岛和中国东北地区。(三)二次大战以后(1945一)由于战败,日本的殖民地全部丧失,使民族学研究一度处于瘫痪状态。以后,随着战争创伤的痊愈、国际地位的恢复,日本民族学者找到了新的出路,把研究工作转向为发展对外贸易、文化交流服务。日本民族学研究逐渐达到一个全盛期。战后,日本残留的民族学研究机关只有日本民族学协会。昭和21年(1946),《民族学研究》复刊,该刊将战前和大战期间对日本国内外民族的全部调查资料和论著分类整理,作为专集发表。昭和27年(1952)5月,文化博物馆重开。应该说,民族学在这个时期才真正受到日本学术界的承认和重视。在日本,民族学的发展和其它学科情况不同,近代日本的学术,大多以大学为温床,但民族学的发展则全靠民间爱好者的努力。战前,正规大学的教授们认为民族学是闲人的无聊之作。持轻视态度,战后,尽管人们认为“民族学”一词的殖民色彩太浓,宁愿采用“文化人类学”的名称,但它已被公认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战前,多数大学中虽然也讲授人类学,但从未列入正式课程,战后,先是名古屋南山大学、东京都立大学和东京大学,继之其它大学,都陆续开设了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课程或讲座。现在,日本有三所民族学的专门大学,开设民族学、社会学课程的大学有二百多所。这对于培养专业的民族学工作者,推动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日本民族学向全盛时期发展的标志,一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开设。1977年11月17日,博物馆正式开始展览。馆长由著名民族学家梅卓忠夫担任。该馆是供各国立大学共同利用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展出品涉及全世界诸民族的文化。馆内按世界的地区设有五个研究部,另有按世界民族专题组成的十六个协作研究组,出版了五种刊物。这个博物馆,对民族学的研究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个标志,是研究范围的扩大及专业工作者的出现。战前,由于直接为殖民政策服务,民族学研究的地域仅限于东亚和周边民族,战后,民族学.?8●从殖民地政策学中脱身来出,成为学术性较强的学科,其触角逐渐向全世界伸展。六十年代以来,到喜马拉雅山区、东南亚、非洲、南北美洲、大洋洲进行调查的民族学者愈来愈多,研究范围日益扩大。随着专业的青年民族学者大批涌现,由老一辈非专业学者组成的民族学协会已不能满足需要。1964年2月,由七十二名民族学者发起成立了新的民族学会,开始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原民族学协会于次年改为民族学振兴会,协助新学会筹措经费、供应书刊和出版著作等。六十年代以后,日本对国内民族的研究,基本上由民俗学者担任。青年一代的民族学者,都积极从事于世界民族研究。日本国际地位的恢复和对学术界限制的放宽,对民族学的发展极为有利。与此同时,国外的各种新学说和有关资料被大量引进,如构成当今西方人类学研究基础的功能主义学说,就为日本学者所接受。这一时期,在日本民族学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倾向,即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实地调查研究并举。日本民族学,主要是在外来学说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例如,在调查中,常常使用户籍统计和经济统计手段,在研究中,经常使用古文书和记录文书材料,对从事经济互助协同、婚姻和葬仪等活动的团体进行详细分析,并在村落研究中使之定型。另外,将生态条件和经济史条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也是一大特点。但是,日本的民族学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欧各国由于殖民扩张的需要,积极开展民族学研究,形成众多的学派,有不少杰出的理论成果。而这个时期的日本,因为长期锁国,缺少研究人类学等学科的基础条件,形成了民族学的先天不足。明治以来,先后有三种外来学说对日本民族学产生重大的影响,即进化论(明治一大正)、文化圈学说(大正一昭和)和功能主义学说(--次大战后)。日本的民族学研究,在各个时期就表现在受以上各学说影响的痕迹,而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学派,也缺乏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早期的研究,多以殖民地调查为主,仅仅满足于资料的收集。以后尽管研究的地域不断扩大,但依然很少对于调查的资料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近年来,日本学者已痛感这种缺陷,力图向理论研究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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