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丛报》(TheChineseandJapaneseRepository,1863—1865;以下简称《日丛》,英文简称 CJR)是英国19世纪早期汉学家、日本学家詹姆斯·萨默斯(James Summers,1828—1891)在伦敦编辑出版的一份英文月刊。①James Summers ed.,TheChineseandJapaneseRepositoryofFactsandEventsinScience,HistoryandArt,Relatingto EasternAsia,London,July 国家图书馆有馆藏。该刊不仅是西方第一种将中国和日本两国并列作为研究主体的学术期刊、是欧洲知识界第一次将日本从当时汉学概念中的“其他亚洲属国”中单列出来,也与早期来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1801—1861)在广州创办的知名英文期刊《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1832—1851;以下简称《丛报》,英文简称CR)有着莫大的渊源关系。②E. ed.,TheChineseRepository,Canton,May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全套20卷本馆藏,国家图书馆有影印本馆藏;关于《中国丛报》作为西方第一种汉学期刊的地位与意义,参见石田干之助:《欧美关于中国学的诸杂志》,唐敬杲译,《学术界》第 1卷(1943—1944年)第 6期,第 44-45页;Elizabeth Malcolm,“TheChinese Repositoryand Western Literature on China 1800-1850,”ModernAsianStudies,7,2(1973),;尹文涓:《〈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英美汉学》,《汉学研究通讯》,2003,no.2,第28-37页。国内外学界对于《中国丛报》的史料价值及其于美国汉学之发肇的意义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但对于其某种意义上的“续刊”《中日丛报》则较少关注。③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见关于《中日丛报》的专门研究,但日本学界对于该刊的价值早有重视,1967年日本雄松堂(Yushodo)出版了该刊影印版,前有编者撰写的长篇前言,介绍了该刊的缘起和在日本研究方面的内容。参见“James Summers,Editor and Professor,”TheChineseandJapaneseRepository,vol.1,no.1,日本雄松堂影印版,1967。本文拟在简介《中日丛报》创刊缘起、内容体例的基础上,从西方汉学学科史的角度,辨析该刊与《中国丛报》之渊源同异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早期美国汉学与英国汉学的同源发生关系,以及美、英汉学与日本学的伴生关系。

一、詹姆斯·萨默斯与《中日丛报》

(一)詹姆斯·萨默斯生平

詹姆斯·萨默斯为19世纪英国早期汉学家、日本学家、语言学家。1848年,萨默斯前往香港圣保罗学校任教,次年6月,因在澳门天主教活动中的不当行为,引发史称“岑马士事件”的葡—英外交冲突①萨默斯亦译苏谋斯、岑马士。关于此事件的代表性研究参见马锦强:《1849年詹姆士·岑马士事件研究——英澳早期关系一个案》,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于1851年返回英国。

1852年底,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开设“中文班”(China Class),萨默斯被聘为中文班授课,成为英国汉学史上第三位汉语教授。②在此之前,伦敦大学大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于1837年开设英国首个为期五年的中文讲席,基德(Samuel Kidd,1799—1843)被聘任为首任中文教授(1837—1842);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于1847年开设首个中文讲席,费伦(Samuel T.Fearon,1819—1853)为首任汉语教授(1847—1852)。但这两个学院的中文讲席在首任期满后均长期停开。萨默斯的“中文班”课程不仅教授中文官话,还教授若干种方言,深受那些计划赴华的外交官、传教士以及商人的欢迎。兼之此时正值中国和日本被迫与西方建立外交关系之初,在1875年牛津大学开设汉语课程之前,国王学院的“中文班”是当时英国唯一开设常规汉语课程的地方③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为理雅各,任期为1875—1897年;剑桥大学于1888年设置“汉语教授”职位,威妥玛为首任教授。,因而也成为19世纪下半叶英国外交部招收驻华外交官的指定培训中心。以1854至1858年为例,英国外交部招收的22名驻华外交官中有20名是来自萨默斯的这个“中文班”。“中文班”的诸多学生如固威林(William Marsh Cooper,1833—1896)、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庄延龄(Edward H.Parker,1849—1926)、梅辉立(William F.Mayers,1831—1878)、道格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1838—1913)等,后来在19世纪“中英日”三方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萨默斯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多年,其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著作中:《中国语言与文学讲义》④James Summers,Lectureonthe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London:John W.Parker&Son,West Strand,1853.《约翰福音书》⑤该书是用拉丁字母翻译的《约翰福音》上海方言译本,参见:James Summers,TheGospelofSaintJohnintheChinese Language,AccordingtotheDialectofShanghai,London: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853.《汉语手册》⑥James Summers,AHandbookoftheChineseLanguage(《汉语手册》),Oxford:University Press,1863.关于《汉语手册》的代表性研究参见于海阔:《19世纪汉学家萨默斯的〈汉语手册〉及其汉语教学思想述论》,《理论月刊》2013年第5期。《中文基础》⑦James Summers,TheRudimentsoftheChineseLanguagewithDialogues,ExercisesandaVocabulary,London:Bernard Quaritch,1864.《中、日、满文书目汇编》⑧James Summers,DescriptiveCatalogueoftheChinese,JapaneseandManchuBooks,London,1872.等。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汉语手册》,该书既是一部重要的汉语研究著作,也是一本优秀的汉语口语和书面语教科书。英国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评价该书为“英国第一部汉语学术著作,是汉语专业学生最有用的手册”⑨德庇时著,王仁芳译:《英国汉学起源与发展——19世纪上半叶》,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259页。。日本的内田庆市教授亦将《汉语手册》列为“西洋人汉语研究文献重要资料之一”（10）内田庆市:《近代西洋人的汉语研究的定位和可能性——以“官话”研究为中心》,国际汉学研究网,201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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