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经贸的发展历史，国际贸易摩擦一直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以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为起始，国际贸易摩擦的主体和客体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本文回顾20世纪50—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日本的应对措施等研究文献，旨在从日美贸易摩擦来分析研判当前美国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冲突逻辑，从而为中国有效应对争端提供必要借鉴与智力支持。

日美贸易摩擦成因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日美贸易摩擦成因的研究成果较丰富。毕剑认为，长期以来，日本对美国贸易大量出超，美国一再提出交涉，日本虚应敷衍。（毕剑，1990）柯居韩认为，贸易不平衡是美日经济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核心问题在于美国开大门，而日本开小门，对美贸易盈余居高不下，市场开放进展缓慢，导致两国间贸易的巨大差距。（柯居韩，1994）杨帆认为，美国为维护既得利益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必然会加紧对亚太地区经济主导权的争夺。（杨帆，1995）宋益民认为，过去日本经济高速的增长以及对外美贸易出超的不断增大，实则受惠于自身贸易体制，但多年以来，他们只顾扩大出口，并造成了严重的贸易不平衡。（宋益民，1985）马文秀认为，以贸易立国为目标构建的全套型产业结构, 既是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基础, 也是日美贸易摩擦的根源。而伴随贸易摩擦出现的产业结构升级又导致了后续日美贸易摩擦的升级。（马文秀，2008）

也有一些专家考察了日美贸易摩擦引发的汇率问题，并探讨日元升值的实际效果，及对日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影响。徐梅认为，日美贸易摩擦中汇率问题的产生，归根到底是因为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美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引发了两国间的国家利益冲突。（徐梅，2010）另外，也有部分学者从体系外压、美国的亚洲政策等角度分析了日美贸易摩擦的成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和美国之间爆发了持续的贸易摩擦，美国在经贸领域对日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其减少对美出口、开放本国市场，从而有效缓解美日贸易逆差、实施贸易自由化、推进国内改革。（贺平，2011）徐秀军认为，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以及日本在东西方竞争中地位的变化，使得美国对日本实行“特殊化”贸易政策。（徐秀军，2014）

综上所述，在日美贸易摩擦成因研究中，日本的贸易立国战略对本国经济迅速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日本经贸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加剧了各国和地区之间贸易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引起美国对远东地区经济主导权的过分担忧，从而使美国对日本发动一系列贸易打压措施。

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经验研究

贺平认为，对日本而言，核心的问题是在对美贸易摩擦中，如何平衡外来压力与国内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因势利导地利用外压对国内改革发挥促进作用，而又不至于危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如何做出最小限度的让步，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实施自我保护；如何权衡本国实力与大国义务和形象之间的关系（贺平，2011）。戴龙以日美彩电诉讼案、雪蟹进口卡特尔案为案例，分析了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应对日美贸易摩擦和争端的策略及成果。戴龙认为，日美贸易摩擦和争端的解决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民间主导通过国内诉讼程序解决, 二是政府主导通过双边政府谈判或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戴龙，2011）樊勇明认为，日本在对美经济战中探索出一些加强自我保护的战术和策略，如充分利用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条款中的灰色区域，积极参与修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条款，提高议程创设能力；通过加强产业外移和对外直接投资、转借第三国出口等措施，减少贸易不对称依存的集中程度；在双边经贸谈判中加强舆论宣传和心理攻势，“拖磨并举”，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周期等。（樊勇明，2006）陈昌盛认为，针对美国的发动的贸易争端，日本主要应对措施包括自愿限制出口、鼓励企业去海外直接投资、针对不同行业有限制地开放国内市场。（陈昌盛，2018）

不得不说，尽管日本采取了诸多措施去规避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但是这并不能降低日本的实际损失。日本政府逐渐由自主性反抗到完全屈服于美国的贸易恫吓。在“美主日从”的外交结构中，日本更多的是在美国外压下一味妥协退让、遵从美国意图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并通过牺牲广大中产阶级的利益来促进本国产业升级、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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