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周菲菲在《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发表《日本的工匠精神传承及其当代价值》(全文约2.3万字)。

周菲菲认为，日本工匠精神的基本价值与制度依据在于强调敬业、敏求的“家职伦理”;其终极追求“天道奉公”既是工匠家国观念的集中体现，也符合尊崇自然的天人合一理念。“日本制造”取胜的一大秘诀在于工匠精神，然而近20年来，有着悠久传统和良好信誉的日本制造业大企业丑闻频出，“日本制造”陷入困境，工匠精神的失落是其重要原因。研究日本工匠精神的形成、内涵及其在日本制造业转型中的作用机制，或有助于培养中国的工匠精神，从而在中国迈向制造业强国之路上发挥东方劳动观念与职业伦理的文化力量。

(一)日本工匠精神的形成与确立

“工匠精神”在日语中表述为“职人气质”，亦作“职人魂”，意即尽分守职的工匠所体现的与工作相应的精神风貌。笔者认为，日本工匠精神的源头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佛教的东传;意识形态上包含尊崇自然、以人为本的“天人合一”价值观以及儒家家族与角色观影响下形成的讲求敬业、敏行的“家职伦理”。

日本工匠精神萌芽于传统手工业的发展，随着5世纪到7世纪中国器物与相应的技术、宗教、思想、制度的传入，启蒙于奈良时代。随着内匠寮于728年设立，工匠中逐渐发展出严格的技术等级制度;并在9-10世纪发展出了“官司合同制”;12世纪民间出现的手工副业成为工匠文化形成的契机。平安时期贵族群体对工匠职能神秘力量的记载与描述，从侧面证明了早期的日本工匠群体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这是源于他们作为中国传统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传承人这一身份。

日本工匠精神初步形成于中世，此时他们被称作“供御人”或“神人”、“寄人”，其身份与平民明确区分开来，其数量与特权也有了明文规定。在“神佛习合”的社会背景下，工匠群体对职业神圣性的认同提升，这在由日本皇家、贵族编纂的“职人尽绘”中多有表现。

在儒学普及、社会阶层身份与职业分工逐渐固化、细分化的江户时代，日本工匠精神

确立，形成了“内仲间”组织、“年季奉公”学徒制与基本的家职观念。

(二)近世日本工匠精神的终极追求及其泛化

近世即江户时期确立的日本工匠精神，其基本价值与制度依据在于主张敬业、敏求的“家职伦理”。敬业，是由于“业”乃“家”长久存续之道;“敏求”则是《论语·述而》中勉力以求之意。而其终极追求“天道奉公”，既符合尊崇自然的天人合一理念，也是工匠共同体意识的根源，具有强烈的家国观念指向。在近世知识分子的教化、肯定乃至对匠艺活动和匠人精神的推崇之下，工匠形象在诸种类书和浮世绘画作、落语等庶民艺术中脱颖而出，成为江户人的代言。可以说，工匠精神的泛化对于近世乃至当代日本人的身份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日本工匠精神的近现代传承

日本工匠精神在近现代的主要功绩是支撑了近代“日本制造”的发展。“日本制造”在历史上曾经也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而日本克服其产品低劣的形象，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依据的重要精神力量与制度支撑就来源于传统的工匠文化。另一方面，通过行匠事即可奉行“天道”的价值取向也指向平民阶层不问政事、缺乏大局意识的思维特点，工匠对荣誉的追求在近代被明治政府纳入“家职报国”的价值体系中，演化为一种制造业民族主义，并通过其社会泛化加剧了战前日本的民族主义倾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崩溃的战败国，在美国援助下开始了艰难的复建。这个时期，日本将制造业作为重振国民经济的起点，从模仿欧美中发展“日本制造”。在当时的欧美市场上，日本产品意味着质次价廉、山寨泛滥。然而，经过20余年的发展，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成长为世界经济巨人，“日本制造”开始进入黄金时代。其中，工匠精神在创新中得到了传承:(1)日本企业的成功经营模式中渗透着传统工匠精神。传统的日本式经营被归纳为“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三大神器论，强调集体主义与员工归属感。(2)从模仿到创新，“日本制造”的重要动力在于对技术员工的尊重和对科技的大量投入。(3)工匠精神的承载制度--学徒制在当代制造业中也没有失去用武之地。(4)在日本的近现代制造业发展中，工匠精神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观念在以市场为中心的大规模生产中得到了创新性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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