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日本，我们再熟悉不过，藤本弘的《哆啦A梦》、井上雄彦的《灌篮高手》陪伴了好几代人的童年；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是一代人的青春必读小说；川端康成的“海棠花未眠”，太宰治的“生而为人”也曾是许多人的口头禅。

川端康成

相反的是，我们自己对日本的影响，似乎更多停留在唐宋，而非现代。

日本的文化输出如此亮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自我觉醒”，那时候，日本刚刚战败投降不久，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价值观体系全面崩溃，膨胀了数十年的自我认知也被彻底打碎，国内更是疮痍满目，建筑破败，流民遍布，一切都在等着重塑。

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东京

然而，紧跟而来的与其说是主动的重建，倒不如说是美国的“强加”，在美国的管控之下，日本不像其他国家，既没有经受痛苦的磨砺，也没有发生席卷全岛的变革，“轻飘飘”地就实现了从战争状态到和平状态的转型，民众也在一夜之间，突然就拥有了游行聚会、示威的自由，此前从未有过的民主与自由降临在这块土地上，但一切都似乎来得太过于容易，让人如同脚踩棉花，浮在云端。

1957年5月1日，人们举着巨型的氢弹蘑菇云复制品在东京街头游行，以抗议英国计划在圣诞岛测试氢弹。

面临内忧外患，日本人不得不开始思考，“我”到底是谁？“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我们的未来真的就该按美国说的那样走吗？

在思考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很多自己不愿意看到的答案，譬如自己曾经奉为神圣的天皇制，根本就是不该存在的畸形制度；日本从学中国开始，转向学西方，一直在“借”别人的文化，底子里缺乏自我；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转向，更是“优等生崇拜”、依附强者的体现......

这一段痛苦的自我觉醒，令战后日本思想前所未有的沸腾，直接、间接地催动着其他领域也进入了繁荣阶段：

文化上奠定了日本在国际电影界地位的神作《罗生门》没几年便横空出世；

日本文坛巨匠大江健三郎也写出了自己对战争、人性的思考，一举斩获诺贝尔文学奖；

经济上，日本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经济腾飞，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国、力压德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的日本又有了新的困境，低欲望社会、无缘死、更严重的阶级固化等等，仿佛在逼着日本走上一条绝路，但实际上，战后思想家早就对此作出了预警：

探索自我的这条路，永远不应该停止。

“丸山真男（著名战后思想家之一）开始对战后改革感到失望。在思想领域，人们对导致三四十年代战争悲剧的思想病理不再过问；在民众的层面，社会所需要的人民的自主性和道德水平总不见提高，大众文化趋于低俗和颓废，不断吞噬规范意识。”

——《日本学刊》

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今天，短短几十年，日本便走出了一条极为波折的道路。现在我们来关心这些问题，看当初的日本人是怎么剖析自我、反观世界，探究日本过去的生机和今天的停滞，都是为了更好地反馈到我们自身。

对此，研究日本战后思想史的领军人物，孙歌，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她和当年的日本一样，有着强烈的自我寻觅的追求，也因此兜兜转转，最终选择了去日本研究战后思想的的学术道路，这条路固然具有强烈的开创性，但也异常艰苦。

孙歌

“到文学所（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不久，她的才华即引起注意，有研究员想收她为硕士生，她却婉拒了。其后，她被派到日本进修，日本的教授劝她留下读博士，她又婉拒了。我们可以说，孙歌一开始就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注定坎坷的学术道路。”

——吕正惠

所幸，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孙歌如今已是享誉东亚知识界的思想探索者，也是备受日本学术界尊敬的人物，她的资历更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今天要想了解日本的人，都绕不开孙歌：

多次和著名哲学家鹤见俊辅深入畅谈；曾和日本著名学者沟口雄三一起推动中日知识分子的交流；甚至以一己之力，寻觅、翻译、解读，“复活”了日本宝藏级思想家竹内好。

不仅如此，孙歌也很懂读者的心思，作为一个中国人，她也有对待日本的复杂情愫，也知道国人对日本的种种好奇与困惑。不信你看，她曾在三联中读开设的小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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