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夏语言研究专著《西夏文教程》英译本（Tangut Language and Manuscripts: An Introduction, Leiden: Brill, 2020）付梓一年后，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荣休教授、英国学术院院士、研究日本书籍史卓有建树的彼得·科尼基教授（Peter Kornicki）在《东亚出版与社会》（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学刊上发表了一篇视域宽宏、见解精到，但又“时而不章”“时而可商”的书评，梳理了西夏学的过去与现状，也对西夏研究的释译、西夏王朝的中国认同问题提出了意见。科尼基教授在伦敦疫情期间笔耕不辍，令人感佩。作者与译者亦撰此文，对科尼基教授表示感谢，并试与科尼基教授商榷。

科尼基教授对西夏学的定位显示出了他作为书籍史家的独到视域。他认为，西夏文献的重要性不限于西夏学，也超越了亚洲书籍史的范围。近一百年来相继现世的西夏文本包括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早的活字印刷书籍，是全球书籍史的重要一章。目前，西夏学对国际文化史的影响仍具尚未完全开发的潜力，其主要制约来自多数学者对西夏语言的陌生。填补这一空白，正是此书外译之初衷。

科尼基教授的另一洞见是：西夏学术文献的多语言特性也为学者增加了研究难度。这一多语种特性归因于西夏学近数十年来作为一个学科崎岖多艰的发展史。西夏学者来自世界各国：伊凤阁（А.И.Иванов）、聂历山（Н.А.Невский ）、克恰诺夫（Е.И.Кычанов）、克平（К.б.Кепинг）、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А.П.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索罗宁（К.Ю.Солонин）等数代俄罗斯学者，英国之格林斯蒂德（Eric Grinstead）、美国之邓如萍（Ruth Dunnell）、日本之西田龙雄、荒川慎太郎，以及剑桥学者高奕睿（Imre Galambos）和法国史语学者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s）等。因此，在西方学界“若欲治西夏学，必须通晓中、日、俄、法、英”诸语文，令人“望而生畏”。科尼基教授话锋一转道，“毫无疑问，最近二十年，中国学者主宰了这一领域”。科尼基教授称赞本书作者史金波是研究西夏佛教史、印刷术与西夏社会“最多产的学者之一”，也认为此书是目前关于“西夏语言和档案最全面的介绍”。 科尼基教授从书籍史专家的角度，着重介绍了第二章“西夏文献”，认为这部分是西夏书籍和文献色彩鲜明、内容丰富的大语料库。

科尼基教授还强调了西夏学发展史中那一段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遗产。他认为西夏学史料散布在世界各地——从柏林、伦敦、巴黎到圣彼得堡与斯德哥尔摩，是“掳掠”（looting）的后果，使用这个词“完全合理”。诚然，中国西夏学遗产受到了数代西方探险家贪婪的掠夺和严重的破坏。近数十年来，中国学者一直在呼吁重视这段历史的同时，致力于与各国学者一道发展西夏学。科尼基教授指出书中图版“大多来源于中国图书馆藏”，实际上便是中俄合作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这套大型文献丛书现已出版30册，对推动西夏学发展起到了基础和关键作用。我们由衷希望世界西夏学者既铭记历史，也积极合作，推动世界学术融合发展，共创新知。

作为涉猎广泛的东亚研究者，科尼基教授的日本文化史背景起到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作为书籍史家，科尼基教授的兴趣主要在西夏活字印刷、书籍装帧、书写格式、书籍插图。他尤其感兴趣西夏的类书、辞书、韵书和法典，特意列举了西夏文《孝经》手稿：此书译自北宋吕惠卿注本，而吕注汉文本早已失传，因此弥足珍贵。教授也强调了西夏市场中流传的夏、藏木刻文本，以及西夏人出版多卷本、大部头书籍的出众能力。

科尼基教授还向国际学者简明介绍了第四章以后的主要内容：西夏文字分析、西夏语中的音韵、词类、语序、句法、格助词、存在动词、动词前置词、人称呼应以及专有名词等。他指出这些章节都提供了西夏文例句以及译者提供的中、英译文。他热情称赞“本书把西夏文化的巨大财富带到了英语阅读世界，非常值得欢迎”。

二、科尼基教授对《西夏文教程》英译的评价

科尼基教授研读此书后认为译者李汉松的英文通达晓畅，《译者序》颇有帮助：“承担英译此部重要著作的艰巨任务，应得我们的感谢。”他圈点了英译本的独特之处：译者为首次出现的西夏字附加了国际拟音，“对西方读者而言，这一特点增加了本书的价值”。

他还赞赏译者在英译西夏文例句时，逐一查证了西夏原字的释译，保证了译文不受中文阅读的先见干扰，进一步增加了翻译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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