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金(Donald Keene，1922—2019)在美国的东方学特别是日本研究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公认为“美国日本文学研究的第一人”。他既是二战时期成长起来的“美国日本学学者群”中的一员，又是与众不同的一员。与其他美国学者相比，唐纳德·金更痴迷东方文化、尤其是日本文化及日本文学，长期居住在日本，深入日本文化的中心，晚年还加入了日本国籍，给自己取名“鬼怒鸣门”。结合美国东方学和美国日本文学研究的背景与传统，对这样一位颇具特点的东方学家及日本文学学者加以研究，考察其日本文学研究的立场与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美国的东方学与唐纳德·金日本研究的“外位立场”

要对唐纳德·金的日本研究、日本文学研究加以考察，就有必要先考察其学术文化的总体背景——美国的东方学。早期的美国东方学与欧洲东方学具有紧密的师承关系，这在各个分支学科均有所体现。1842年，在美国东方学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美国东方学会”成立，这在形式上本身就受到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法国亚洲学会等欧洲东方学组织的影响。但美国东方学与欧洲东方学产生与繁荣的历史时代有所不同。20世纪中期之前，西方东方学的中心在欧洲，欧洲东方学在其海外扩张和殖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中期之后，世界学术的中心转到了美国，西方东方学的中心也相应地转到了美国。美国东方学是为美国战后对世界知识的重构服务的，这与欧洲东方学为殖民服务的功能有所不同。美国东方学既具有学术研究的知识性和学科属性，也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性，这两者相反相成，共同服务于美国对全世界的表述权的建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东方学是站在“欧洲巨人”的肩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

作为美国东方学的分支学科，美国的日本学伴随着美日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美国和日本的接触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19世纪末期之前，美国的日本学成果非常稀少，而且少见的研究往往和其他研究混同在一起。随着日本门户的打开和美日关系的发展，美国对日本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这些研究往往是与其他研究“并生”的，如汉学家卫三畏、丁韪良就曾学习过日语、接触过日本文化，但他们称不上日本学家，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汉学领域。成规模、成气候的“日本学”热流初次在美国兴起是在1905年开始的日俄战争时期。其实，这种影响也波及欧美世界，让他们对取得胜利的日本“另眼相看”。美国的第一个“日本学”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

美国的日本学的真正兴起是在二战前后，这也与当时的美日关系密切相关。二战期间，作为日本敌对方的美国需要了解日本、研究日本，这时研究的动机是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唐纳德·金就是在这一时期应征入伍，作为日语专门人才为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服务的。二战接近尾声和二战结束后，美国研究日本的动机是托管日本、重建日本的战后秩序。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就出版于这一时期。与本尼迪克特等人相似的是，唐纳德·金战后也有短暂的继续为美国军队和政府服务的经历。与本尼迪克特不同的是，唐纳德·金对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不是为美国政府提供决策依据，而是他亲近日本文化、认同日本文化并且逐渐融入日本文化的必然结果。除唐纳德·金以外，美国还出现了塞登斯蒂克(Edward G. Seidensticker)、霍华德·希伯特(Howard Hibbett)等人这样的日本文学专家，此外，还有伊凡·莫里斯(IvanMorris)这样具有美国血统的日本文学专家，他们可以称之为美国那一时期的“日本文学研究学者群”，这一群体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是二战前后开始学习日语的，而且多数在1942年之后为美国军方服务过，这样的经历成为了他们与日本文学结缘的基石。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唐纳德·金因为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而表现出对日本文学更为浓郁的研究兴趣，并且将这种兴趣转化成了自己的实际行动。战争结束后，唐纳德·金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以及日本的京都大学学习、进修。1955年，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唐纳德·金最终因为喜欢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学而走上了大学教师和学者之路，并将教授、翻译和研究日本文学作为了自己的终身追求。 2011年，在日本发生“3·11”地震之后，为了实现他自己声称的“最后一个愿望——成为日本人”，89岁的唐纳德·金毅然选择申请加入了日本国籍。这种从“文化接近”到全身心的“文化皈依”让唐纳德·金的日本文学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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