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载“天人三策”，是董仲舒的思想总纲，这里发表的西南大学周兵教授、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邓红教授的论文都围绕“天人三策”而展开，或聚焦其深奥义理，阐发其内在价值，或经此而批判日本学界对董仲舒的否定论调，鞭辟入里，颇值一读。“天人三策”在当时所引起的影响，可能也只限于“天子览其对而异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可能直接源自“天人三策”，至少也不会是董仲舒一个人的功劳。从高祖建汉、文景之治，到武帝时代，一批又一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从郦食其、叔孙通、贾谊，到卫绾、窦婴、田蚡、公孙弘、赵绾等，对儒学的权威化、官方化、国教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所发挥的作用远超出了任何一个或一群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学术意义远大于政治意义。 《汉书》载“天人三策”，是董仲舒的思想总纲，这里发表的西南大学周兵教授、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邓红教授的论文都围绕“天人三策”而展开，或聚焦其深奥义理，阐发其内在价值，或经此而批判日本学界对董仲舒的否定论调，鞭辟入里，颇值一读。“天人三策”在当时所引起的影响，可能也只限于“天子览其对而异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可能直接源自“天人三策”，至少也不会是董仲舒一个人的功劳。从高祖建汉、文景之治，到武帝时代，一批又一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从郦食其、叔孙通、贾谊，到卫绾、窦婴、田蚡、公孙弘、赵绾等，对儒学的权威化、官方化、国教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所发挥的作用远超出了任何一个或一群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学术意义远大于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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