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日本《朝日新闻》接连刊发了一组有关西藏的报道，内容涉及社会、自然和人们的生存状态等不同领域。2013年5月21日《朝日新闻》刊发的《开发改造使拉萨城区面貌大变样》一文，称西藏“传统的风貌和人们原有的生存状态正在消失”、“现在的街区建设没有反映西藏的传统技术和智慧”。

在新闻报道中，新闻框架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媒体对新闻材料的选择和建构。如果把战后日本《朝日新闻》的涉藏报道所运用的概念和问题意识做系统分析，便可发现该报的涉藏报道在不同时期采用了不同的新闻框架。

新闻报道是对社会现实的主观呈现。“框架是操纵事件——至少是社会事件——以及我们在这些事件中的主观介入的组织原则。”①《朝日新闻》的涉藏报道框架是以一系列政治、历史和外交等因素为背景的。在日本被美国占领时期，该报严格遵循了占领军制订的旨在防止共产主义思想扩散的“报道规程”。

1950年10月，解放军在西藏平定了当地武装势力的叛乱之后，1950年10月29日的《朝日新闻》随即刊发了社论《围绕西藏的纷争》。社论称“西藏没有阻止中共军队进攻的力量。……如果中共控制了西藏，共产主义的威胁就会进一步波及到东南亚甚至中东。像尼泊尔、不丹这样的缓冲地带的国家将会面临危机。在国境线上与中国接壤1300英里的印度也不得不给予高度的重视”。

1950年11月2日，《朝日新闻》又刊发了《中共入侵西藏：慎重准备，对印度构成重大威胁》一文。该文称“中国自18世纪以来虽主张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但那只不过是名目上的事情。1949年7月，达赖喇嘛政府以中国政府驻藏办事处中有共产党员为由要求办事处人员全部离境。北京政权在成立之际宣布对西藏拥有宗主权，其后也不失时机地表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上述评论中，《朝日新闻》试图通过国际舆论来干预西藏问题的报道框架是明显的，这也是该报无视中国主权问题的一种表现。当时日本媒体在进行涉藏报道时一个总的倾向是“没有把西藏看成是中国领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②

当时影响《朝日新闻》涉藏报道框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占领军当局为了控制共产主义势力和意识形态的扩展，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媒体的严格控制，因此《朝日新闻》也不得不明确表明其立场和态度。

1952年4月28日，日美签署《媾和条约》，这宣告了日本被占领状态的结束，标志着日本从美国的占领下得以重获独立。随着日本主权的恢复，在当时特有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之下，《朝日新闻》的论调开始发生变化，其自由主义的报道姿态逐渐得以形成。这一时期《朝日新闻》形成了新的涉藏报道框架，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西藏。

《朝日新闻》1953年6月2日社论的标题是《土地改革还未开展，革命尚是初级阶段》。社论评述的是当时西藏的社会改革运动，社论称“1953年5月4日，西藏的青年们沐浴在晚春的夕阳中，他们正在进行举办纪念曾让中国年轻人热血沸腾的五四运动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到处都是新春的绿叶的拉萨公园里，挤满了三千名男女青年，革命的歌声和劳动的号声在世界屋脊的高原上回荡，一直持续到深夜”。

《朝日新闻》对当时西藏的社会改革运动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1960年10月8日，《朝日新闻》在“海外来鸿”栏目刊登了《西藏获得空前丰收》的短讯。报道称由于在农业中采用生产互助组、在牧业中实现了所有者和放牧者的和解，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尤其是畜牧业中“三反两利”取得了成效。“三反两利”指反叛乱、反强制劳动和人身从属制度，谋求牧民和牧主的利益。报道还配发了照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是“希望毛主席看到这丰收的景象”。

《朝日新闻》的这种报道框架大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1980年9月10日，《朝日新闻》的文化栏刊登了《西藏的再生》一文，称西藏“农民的收入与内地相当，夫妇有一间房，收音机和自行车”。“在解放前，农奴有一妻多夫的习俗。这种形成于苦难生活中的智慧的目的是控制人口增长，是一种生活自卫（减少人口），现在就没有这种必要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社会结构调整以及“中国崛起”带来威胁，日本社会的涉华认知和《朝日新闻》的涉藏报道框架再次发生变化。对西藏问题认识的变化首先发生在学术领域。在战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少有人问津的学术领域，原因是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宗旨是服务于日本“国策”和地缘政治学的需要，是和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出于对学术服务于政治的反思、自律和尽量避免触及中国内政问题的考虑，日本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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