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劳动人性化”问题开始被我国关注。鉴于日本学界在产业疲劳、慢性疲劳、职业性压力等方面的厚重积累与前沿研究，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日本资深劳动科学研究专家肝付邦宪先生，希望围绕日本过劳研究的开展背景、发展动向、当前热点等问题作一深度的剖析和交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疲劳”是一个涵盖了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的概念，但出于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和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原因，日本国内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分已不十分明显，反映在过劳研究中就是对二者共性（而非差异）的更多强调。

过劳现象在日本的源起及行业分布

记者：请问过劳现象缘何出现在日本？

肝付邦宪：要认识“过劳”现象，首先有必要理解“一日三等分”的智慧。从人类历史看，人在日出到日落的白昼带为获取粮食而劳作，夜间带进行休息和睡眠。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习惯慢慢形成了将一日标准三等分的习惯。从日落到黎明的8小时用作睡眠，从起床到黄昏的约8小时用作工作，余下的就用作休息或自由安排。

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社会文明急速开化。伴随这一时代潮流，日本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农村人口减少，大量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圈及工业带转移，其中大部分是15-18岁的年轻人，而前述的时间分配开始发生了改变，日本人世代传承的、农村文化特有的诚实、勤劳的习惯也被直接带进了企业。

移住地的新生活意味着远离了哺育自己的故乡传统地域文化。此时，以通勤(即上下班)为生活中心安置的新居住空间，就成了治愈长时间劳动的休养和就寝场所。城市劳动者忠实的归属意识通过企业内教育变成了坚定的习惯，同时因为无暇顾及居住地或社会，他们的生活态度变得利己而保守。很多的企业及其员工成了家族性的命运共同体，但这种企业文化却是各自封闭的，不能与其他企业共有。

按照大企业的惯例，上司比部下先回家是不容许的。为了配合上司的工作而留在职场，不得不处理计划外的工作，并且“要将自己的一切都寄托在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的所属企业”，于是牺牲私人的自由时间也成了理所当然。反复的睡眠不足，就形成了蓄积疲劳。此外，由于劳动密度加大，使得个体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增加，这种压力会拖延个体身体疲劳的恢复时间。

记者：日本过劳群体的分布情况如何？

肝付邦宪：与过劳死直接相关的行业，按顺序为运输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建设业和饮食旅馆业。长时间劳动是这些行业的共同现象。

第一位的运输业，从事不规则的长时间驾驶业务的情况很多。高密度作业和长时间劳动迫使个体难有余暇休息，身体和心理上都背负着很大负担，由此形成的蓄积疲劳会与不可逆的症状相连，容易出现过劳死。在第二位的批发零售业和第五位的餐饮业中，“店长”这一管理职位就容易产生过劳问题。因为没有经营决定权，长时间束缚劳动和高密度作业会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加之因“官职”而导致被排除在领取加班费行列之外。这些“徒有其名”的管理人员拿着便宜的工资，却被迫从事着长时间的工作。这样恶劣的待遇使身心负担很大，加重了过劳的程度。

实际上，这五个行业在全国中心以上的城市都有据点，还有趋势表明，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发病例子更多。

过劳对国家、社会、企业、家庭和个人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记者：过劳会带来哪些风险和危害？

肝付邦宪：经济全球化使日本式的经营从传统型(即终身雇佣和生活安定的传统习惯)向成果主义急剧变化。特别是在大企业中，传统习惯被打破，有人格的劳动开始被轻视，员工的意识出现了混乱，甚至陷入忧郁状态。派遣劳动原则自由化的连锁反应是自杀问题的凸显。截至2009年底，自杀者数连续12年创造了超过3万人的记录。而就目前的报告情况看，今年(2010年)很可能还会保持最坏的记录。

劳动力的商品化意味着人不能通过企业成长，或者说通过劳动应该掌握的社会常识、责任感和熟练技能不会进步，这对熟练技能的继承和共生的认识也会带来障碍。如果这样长年累月发展的话，职场会不会化为连人格和人权都不存在的企业沙漠呢？在那里工作的员工会成为仅把劳动变成以工资为目的的工作机器人。人不能成长的土壤还左右着国家的存亡。人的健全的生存和工作难道不是产生亘古不变道德之心的基本根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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